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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话
信息来源:大慈寺  发布时间:2014-06-27  阅读次数:2910

第一章 僧团的成立
 

佛陀证悟后,在菩提树下想起救渡众生的大事因缘,心自思惟其所彻悟的正法甚深微妙,而众生妄想执着,必定不能信解,所以生起疾入涅盘的念头。
  此时,梵天知佛所想,即前往佛所,劝请佛陀住世说法。佛陀终于不忍众生长夜悲苦,便随顺梵天劝请,决意示教利喜,宣扬适应众生根机的教法。
  佛陀首先到波罗奈斯城的鹿野苑,度化曾在苦行林一起修行的憍陈如等五位侍臣,三转苦、集、灭、道四圣谛法轮,此五人成为佛陀最初的比丘弟子。至此世间三宝具足,僧团于焉成立。
  从此,佛陀经常带着五比丘行化在缚啰迦河的沿岸,并暂居于此。在这里,佛陀度化了迦尸城的青年耶舍,他的父母亲也皈依佛陀,成为最早的优婆塞、优婆夷。其后耶舍的朋友约五十人,受了佛陀慈悲智能及道德的感召,也都皈依佛陀,成为出家的弟子。
  一天,佛陀便以此初具规模的僧团行脚人间,展开人间佛教的宣化工作。佛陀嘱咐弟子们行化各方,自己则到伽耶山的优楼频罗聚落,以智能善巧度化事火外道三迦叶兄弟及其弟子一千人,并率同他们到达摩揭陀国,实践度化频婆娑罗王的约定。国王听了佛陀说法以后,欢喜踊跃而皈依了佛陀,并在迦兰陀竹林为佛陀建造第一座精舍,作为佛陀弘法、安居的地方。这是国王信佛的开始。
  不久,佛陀在竹林精舍度化原为外道的舍利弗、目犍连及其弟子二百五十人出家;「若不值佛,亦当独觉」的大婆罗门摩诃迦叶,在遇佛闻法后,也皈投佛陀座下。至此,佛经中常提及的「千二百五十人俱」的僧团,亦已形成。越二年,佛陀回到故乡普施法雨,教化释迦王族青年,其异母王弟难陀、独子罗睺罗、堂弟阿难、提婆达多、阿那律,以及为王子们理发的首陀罗族优婆离等出家,又感化婆罗门之子须菩提归投座下。这十位杰出比丘,就是日后著名的佛陀十大弟子。
  佛陀初期的出家弟子,惟限男众。净饭王逝世后,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及释迦族五百女子请求出家,于是比丘尼僧团成立,使整个教团扩展为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七众弟子的完整组织。
  佛陀是位打破传统社会阶级制度的宗教革命家,他建立僧团,纳受弟子是采「四姓平等」的原则,因此佛陀所度化的僧俗弟子,上从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乃至异教外道,凡诚心皈投者,佛陀皆如「无边大海容纳众流」,欣然接受。佛陀说法,观机逗教,方便引导,凡沐佛陀慈化者,无不信受奉行。因此,不仅出家证果的弟子众多,在家弟子悟道者也不在少数。
  尤其在家信徒对于佛教护持不遗余力,更是僧团存续的重要助缘。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各大国国王,须达、毗舍佉等诸大护法在各地所奉献的林园,所建立的道场,如竹林精舍、祇园精舍、鹿母讲堂、重阁讲堂等,不仅使僧团初期游化、头陀的生活渐行改为定居式的团体生活,而且成为佛陀一生弘法、纳众、安居的重要据点,对于僧团的发展影响甚钜,贡献斐然。
  佛陀成道十二年后,由于教化日广,僧团逐日扩大,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僧众,使原来清净和乐的共居生活起了变化,弟子或有放逸之行而受讥嫌,或有见解不同而相纷争,为维持僧团的和乐清净,佛陀采「随犯随制」的方式,制定了以「六和敬」为纲领的戒条;同时制定每月二次的「布萨」会议、三个月的「雨安居」及「自恣」仪规,来规范、净化僧团,使诸比丘都能在清净戒法之中长养善心。
  佛陀是人间的大导师,他所宣说的教法都是解脱人生烦恼与世间苦难的真理;所制定的戒规,也与日常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道德伦理、修持解脱有关,可说是融法治、德化于一炉的绳墨。佛陀入灭之前,僧团中的七众弟子均已具足完备的戒律。
  佛陀建立僧团,以法摄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现前弟子的解脱,更是为了未来正法的久住。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于八十岁临入涅盘时,阿难请示后世弟子应以何安身立命?佛陀慈示弟子应「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尸波罗蜜是汝大师」、「依四念处严心而住」。佛陀把住持正法的责任付予僧团,提出以「法治」代替「人治」,而遗教以自性三宝为皈依,以戒为师,以法为中心。故现今的僧团,一如佛世,持守戒律,传承法脉,光大佛法。
 第二章 经典的结集
 

佛陀一代教说,透过集众会诵的方式,经大众审定认可后,有系统的编辑成书,垂为典则,称之为「结集」。依佛陀的遗教,佛涅盘后,当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止,故佛陀一代教法的传续,所谓三藏结集,乃为佛涅盘后第一件大事。佛陀说法,因时应地,随机开导,并无一定的形式,而且是以口口传诵来记忆。时日一久,经过辗转传述背诵,恐有错误或散佚,或为外道邪乱而成异说。因此,为求其持而不失,纯而不滥,将佛陀的教法统一编集,以适合传承的形态,乃佛弟子刻不容缓的事。
  根据史料记载,佛史上有多次的结集,佛教历经此数百年的努力,透过四次的结集,不断演绎、增删,三藏圣典始告完备。
  
   一、第一次结集
  佛陀入灭的时候,大众哀伤悲痛逾恒,但是六群比丘之一的跋难陀却欢喜地说:「佛陀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常说:应行是,不应行是;应学是,不应学是。我们今天终于脱离此苦,正可以任意所为,无复拘碍,何必要这样伤心?」大迦叶尊者听了,惊愕不已,唯恐僧团中出现更多破戒比丘,破坏正法流传,因此在佛陀涅盘后的第一个雨安居期,集合五百位大罗汉比丘,由摩揭陀国的阿阇世王护持,于王舍城郊外的七叶窟内进行结集。
  结集之时,由大迦叶主持,「经藏」由阿难诵出,「律藏」则由优婆离分八十次诵出,称为《八十诵律》,此律成为最初的根本律藏,尔后演化出《四分律》、《五分律》等律本。
  另据《五分律》及《大唐西域记》等记载,第一次结集有富楼那等数千人,因不满大迦叶对戒律的保守作为,所以另辟场所进行内容不同的经、律结集,相对于大迦叶等在七叶窟内的「窟内结集」,称此结集为「窟外结集」。总之,佛教史上第一次的结集,对后世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第二次结集
  佛陀入灭百年前后,西方系统的长老比丘耶舍巡化至东方毗舍离,见跋耆族比丘收受信徒的金银供养,认为有违戒律,双方遂起争执。耶舍不见容于跋耆族比丘,便回西方游说数字名重一时的长老到毗舍离召开辩论大会。参与这次会议的东西方比丘计有七百人,双方各推上座代表共九人担任审查之责。此次争执虽然是因金钱的纳受而起,但讨论的内容却广泛包含跋耆族比丘所提的十项新主张:角盐净;二指净;他聚落净;住处净;随意净;
  所习净;生和合净;饮阇楼伽净;无缘坐具净;金银净。
  经双方九位代表审查后,一致评断上述十事违反佛陀的规定,不合律制,称为「十事非法」,大会由此重新审定律藏。
  据南传《岛王统史》记载,东方跋耆族比丘因这次结集会议失败后,心存不平,所以在大会结束后不久,聚集一万比丘另行结集,独自订定律制的内容。佛教僧团因此分裂为倾向严谨保守的西方上座部,与倾向开放进取的东方大众部二大派别。从此,佛教正式进入部派时期。
  
   三、第三次结集
  佛陀入灭两百多年间,因阿育王奉佛敬僧,引起多达六万的外道来附佛,并混迹在僧团,破法乱教(即所谓「贼住比丘」),使得僧团七年间无法举行布萨。阿育王为挽救此一乱象,乃延请目犍连子帝须共商对策,摈出邪见、破戒的外道沙门,并遴选精通三藏的千名比丘,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于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目犍连子帝须汇整各部派对佛法的诠释异议,由大众讨论,并加以批判,论决正义,并将之编撰集成《论事》一书。
  经典结集至此,经律二藏的内容体裁可算完备,论藏也初步成型。此《论事》一书对于教法的不同解释,有具体的评论,为后世研究部派佛教的重要典籍。结集后,阿育王敕令目犍连子帝须选派一批优秀的僧伽远至恒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以及印度境外各国弘传佛教。
  
   四、第四次结集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载,第四次结集是佛陀入灭后四百年间,迦腻色迦王治世,王因「部执不同,无以去惑」,而请益胁尊者,尊者答以:「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王甚感痛惜,于是在迦湿弥罗集合五百位高僧,推举世友为上首,在胁尊者主持下论释三藏。首造十万诵《优婆提舍论》注释经藏,次作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注释律藏,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注释论藏,共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自此,三藏教义周备无缺。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牒,镂刻梵文笔录,以石函封缄,建塔珍藏,另以抄本远送各地,广宣流布。此后,大乘经典多用梵语,即源于此次结集。
  除上述印度的四次结集之外,近代以来,仍有数次经典结集:公元一八七一年,缅甸国王敏东召集二千四百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结集;一九五四年,缅甸佛教又在国家的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邀集斯里兰卡等南传国家与会,对巴利三藏进行严密核校,历时二年,完成《南传大藏经》的汇编。时至今日,佛典结集工作仍积极地在进行,并因应时代需求,与计算机科技结合,不仅更加完善的整理、保存了经藏,也因使用方便,而加速佛法弘化的步伐与范围。总之,经典结集负起了正法弘传之功,实是佛教发展中的一大伟业。
 第三章 部派佛教的发展
 

第二次经典结集后,佛教分化为上座和大众两大部派,史称「根本分裂」。直至佛灭四百年为止(公元前后),两大部派又次第的分化,称为「枝末分裂」。从根本分裂到枝末分裂,在佛教史上称为「部派佛教」时期,这是意味佛教的发展处于部派林立的状况。此四百年间的佛教,在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等仁王护持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开始向国外传播,也使得三藏圣教更加丰富而完备。
  佛教从原始的和合一味演变到部派林立,主要是由于佛教所处时空改变所致。佛教由恒河中、下游逐渐向外弘化,因各地的风俗、语言、师承等文化背景不同,在戒律和教义的因应调适上自然产生差异。而原有多闻、持律、头陀等根性差别者,在距佛日遥后,经辗转传授、修习,彼此间的差异就更显著了,于是僧团开始分化。
  第二次结集导因于东西方比丘在地域上的差距,而对「十事」的戒律看法不同所引起。东方毗舍离原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的地区,而西方则属婆罗门化区,思想自然趋于保守严谨。因此,第二次结集后,终究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佛教僧团分裂为:倾向严谨保守的西方上座部,与倾向开放进取的东方大众部二大派别。
  上述「根本分裂」的原因乃南传佛教所载,北传则主张发生于阿育王时代的「大天五事」之争才是主因。大天比丘对于阿罗汉身心境界与修持证果提出五项新说: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这是教义看法上的不同,结果支持大天的人数较多,组成大众部;反对的长老上座,组成上座部,并远移至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
  根本分裂后,随着对戒律、教义见解的差异,两大部派又再度分化,大约一直持续到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发展的主流转入大乘为止,此即所谓的「枝末分裂」。部派的总数、分化的过程、原因、年代和名称,南北传文献所记载各有不同。或以创始者立名,或以其所处地点立名,或以主要教义立名。其中以大众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最为兴盛。部派虽多,其分化系统可简化为:一味、二部、三系、四派。一般而言,以四派为主轴,而次第分化为二十部。如附图所示:
  
  
  部派发展路线及其兴衰史,与印度诸王的佛教政策有密切关系。在阿育王召开第三次结集和派遣传道师弘化印度境内外后,上座部(分别说部)声望如日中天,甚至远播锡兰、缅甸等国。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因「说一切有部」结集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因而在迦湿弥罗一带形成了领导地位。反之,弗沙密多罗王在中印度的毁佛法难,也使佛法中心转移至南方与北方。
  此外,三藏圣典方面,则有特殊的发展。各部派因竖立自家宗风,因此,不论律藏或经藏方面均各有传承。此二藏虽因自宗立场的不同而有增删的情况,然大体上与原始佛教时期的组织、体裁、内容相同。另外,具有独立体裁的论藏,则是在这一时期才完备。故部派的特色,就三藏圣典来说,即在于「论藏」(音译为阿毗达磨)的发达。尤其各部派为彰显自宗的思想教义,遂直接促成阿毗达磨的研究学风,因此部派佛教又称「阿毗达磨」佛教。
  现存各部派的阿毗达磨以上座部系为主,南方巴利铜牒部及北方说一切有部早期各有七部根本论,尔后更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大作陆续问世。而大众部的根本论书称为「蜫勒」,因未传译,今仅得《分别功德论》。
  部派佛教思想发展繁杂,但基本上仍以大众部和上座部为中心。大体而言,上座部重视原始经义的分别疏释,在现实生活上趋于学术理论化,尤其主流派说一切有部的学究气味太浓,致与人间脱节,后被大乘佛教贬为小乘者,原因即是在此。因此,在印度的上座部逐渐没落,锡兰所传的分别说部(赤铜牒部)便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代表。相对的,大众部着重佛陀的根本精神,对于经法重于贯通古意,并且融入新知,而在现实生活上的修持则是要求人间化,因此,大众部终于发展成为大乘佛教。
 第四章 印度诸王朝的佛教
 

佛教在印度流传一千六百多年,探究其盛衰兴替的原因,从僧团内部来说,与僧团本身在教义教法上的实践与开展方向有关,从僧团的发展来说,则和诸王朝的信仰选择有绝大关系。历史上,由于印度王统向来复杂,不仅大小国林立,且征伐、并吞不断,故本文仅依时序,针对几个重要王朝的佛教发展状况,作一梗概介绍。
  
   一、孔雀王朝(公元前四世纪-二世纪顷)
  孔雀王朝约创立于公元前三一七年,乃佛陀涅盘后第一个统一全印度的王朝,建都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的华氏城。三传至阿育王(约即位于公元前二七○年),文治武功达于鼎盛,成为印度史上最大的帝国,其对佛教护持弘扬之功,亦无出其右者。阿育王所推行的轮王政策,重要内容如下:于石崖或石柱上铭刻生活道德的训诫法敕;广建寺院,供养僧众;于全国修建八万四千佛塔;设立「正法大官」,力助弘化;举行第三次经典结集。由于阿育王的笃信及推展,人民信仰日盛,佛教遂成为国教。
  阿育王在第三次结集后,即派遣传教师前往印度边境及国外弘化,其范围远至希腊、缅甸、锡兰等国。此划时代的胜举,由于传教师传承的部派不同,以及因应当地风俗民情的需求,进而产生特色殊异的新部派,或促使原有部派的再次分化。阿育王执政三十余年,使佛教走向国际化,其对佛法传布的贡献和以佛法治国的政策,为后世轮王治世留下最佳典范。
  
   二、熏迦王朝(公元前一八○年-八○年顷)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殁后,逐渐失去统治势力,案达罗王朝在南印度独立,希腊、波斯等异民族亦窥近西北方,印度又呈分裂状态。公元前一七八年,孔雀王朝大将普沙密多罗在婆罗门国师协助下弒君自立,改号熏迦王朝。王即位后,进行大规模戮僧毁寺的排佛运动,使得佛教兴盛的中印度顿时寺空僧绝,史称「中印法难」。由于逃亡的僧众多往南印度或西北印度,反而促成以南方案达罗为中心的大众部佛教及北方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中心的「有部」佛教的发展。其中上座部中的分别说部,因与大众部思想相近,故往南后即与大众部同化,往北则影响有部譬喻师的思想。
  
   三、案达罗王朝(沙多婆诃王朝,公元前二二○年-公元后二三六年顷)
  案达罗王朝创立于公元前二二○年左右,位在德干高原地区,属于大众部教化范围。公元前二八年兼并了中印度摩揭陀国的迦恩王朝后,大众部的思想便传到中印度,使中印度佛教稍得复兴。尔后,随着王朝的西进,大众部的思想也影响了西方有部佛教,并促成西方经量部的形成。
  此时佛教能顺利复兴,实得力于王朝的安定,朝廷一方面信仰婆罗门教与崇拜民俗诸神,另一方面也对佛教采取保护的政策。佛教为走向群众,便取法民间流行的夜叉造像,造成佛菩萨雕塑的风行,也因而间接促进了大乘菩萨思想的勃兴。般若、法华、华严、净土系的经典纷纷出现,龙树依之立论阐释,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兴起。继有龙树弟子提婆的发扬及国王的护持,大乘思想更加隆盛,大众部逐渐同化于大乘之中。
  
   四、贵霜王朝(公元前数十年-公元后三二○年顷)
  阿育王殁后,希腊入侵西北印度建立王国。希腊人向来精于哲思,对于具有深奥哲学内涵的佛教信仰颇能接受,尤其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进行一场佛教教义的辩论之后,终于成为佛教的拥护者,这对西北印度佛教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后来大月氏王丘就却并吞了希腊王国,创立贵霜王朝,于是和南方案达罗王朝对峙,达五世纪之久,在印度史上称为南北朝时代。
  贵霜王朝三传至迦腻色迦王时(约公元七八-一二三年顷),建立了纵贯中亚至中印的大帝国,是王朝的极盛时期。迦腻色迦王礼胁尊者及马鸣为师,大崇佛法,曾在首都富楼沙建造高四十余丈,壮丽宏伟冠于全印的大塔,塔旁建四大伽蓝,供养数万比丘。又为统一各部派异说,礼请胁尊者以一切有部为正统,在迦湿弥罗召集五百贤圣举行第四次结集,使得佛教虽历经中印法难,仍能在西北印度大放异彩。迦腻色迦王对佛教的贡献,直追阿育王朝,在佛教史上有「阿育王第二」的美称。
  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一带,地处偏僻高山,从阿育王遣使来化后,一直为保守的有部化区,不受外界思潮影响,且在有部执牛耳之位。而犍陀罗虽亦盛行有部思想,然因地处东西间交通要冲,受中国、希腊、罗马文化影响所及,学风开放,思想进步,故此地受到由南印渐次传来的大众部影响,也逐步融入大乘佛教思潮,如《般若经》等早期大乘经典,早已流行此地,如胁尊者、世友、马鸣等一切有部系学者,也具有大乘的倾向。因此,迦腻色迦王时期,大乘的势力已影响西北印度,进而促成西域大乘佛教的隆盛。
  
   五、笈多王朝(公元三二○年-七三○年顷)
  笈多王朝创立于公元三二○年,建都于摩揭陀的华氏城。五世纪顷,白匈奴入侵西北印度,并大肆毁佛,公元五○二年南下攻占中印度,后虽由笈多王的支裔幻日王将之驱逐,但中印度也只能由一小国延续后期的笈多王朝(五三五-七三○),小邦因而林立,其中以戒日王统(伐弹那王朝)较强盛,曾以玄奘大师(六二九-六四六年留印)为其「国宝」,并且千里护送玄奘回中国,一生积极护教。
  笈多王朝支持印度教(由婆罗门教融入民间泛神信仰而形成),并且明订以梵语为国语,这是婆罗门文化的复兴期。唯王朝对于其它宗教仍采宽容政策,佛教乃能顺利发展。唯佛教为与婆罗门教的教义抗衡,在佛典上舍弃使用俗语方式,改而朝向梵语化,且积极接近民众,加速了大乘佛教的步伐。
  上座部佛教以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力量较强,大乘佛教则以龙树时期的经典为基础,发展出无着、世亲的「外无内有,事皆唯识」的唯识(瑜伽)一派,及护法、清辩成立的「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的中观思想。尔后,中观、唯识二系透过论证、批判的论理学(因明)方式,发挥「空、有」之辩,以幻日王在摩揭陀所兴建的那烂陀寺为根据地,发展其教学,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因明的论证之学也因之盛行。我国玄奘便是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唯识而创立发扬了中国的唯识宗。然而就在玄奘离印至义净入印的三十年间,佛教也急速密教化。
  
   六、波罗王朝(公元六五八年-一一三七年顷)
  波罗王朝兴起于七世纪的孟加拉,共传十八代,代代崇佛。第四主达摩波罗曾将国土扩展到曲女城,国势最盛,对佛教贡献也最大。他首先在那烂陀附近建欧丹多富梨寺,继而又建超戒寺,其规模的宏伟,胜过那烂陀寺,此三寺成为当时的佛学中心。唯印度佛教自笈多王朝之后,已趋没落,幸赖波罗王朝的保护才得以在东印度存续下来,在此五百年间,可说是密教的兴衰史。
  公元一二○三年,佛教最后的据点超戒寺等,被回教徒破坏后,多数僧尼走避至西藏、尼泊尔等地,于是佛教从印度本土消失而转入西藏,西藏接收了超戒寺大量典籍后,便传承了密教教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于是形成以密教为主流的藏传佛教一系。
  佛教自十三世纪在印度衰微后,到十九世纪出现复兴的曙光。一八九一年,锡兰达摩波罗上座率先创立「摩诃菩提协会」;次年,印度格里巴沙兰上座创立「孟加拉佛教会」,在两位上座的努力下,重修佛教圣迹,兴建寺院,也提升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重视,进而有「佛教圣典协会」的成立。一九五六年,安培克博士以政府官员的身分,带领五十万人同时皈依佛教,使得印度佛教的复兴重现生机。另外,由于佛教遗迹陆续发掘,政府也开始重视,世界各国佛教徒前往朝圣者渐多。
  一九六四年,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鹿野苑召开,更加速佛教复兴的脚步。今日印度的佛教,在学术研究上极为普遍,各国僧侣因崇仰佛陀遗迹而至印度朝圣、建寺者渐多。
  一九九八年二月,佛光山联合南传、北传、藏传佛教,共同在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为印度佛教的复兴开创新纪元,也为世界佛教史写下不朽的一页。就整个印度人口来说,佛教徒的人数仍是不成比例,因此,藉此戒会活动,希望能拋砖引玉,为复兴印度佛教打开世界融和的新页。
 第五章 印度大乘佛教的开展
 

佛教在印度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一般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三个时期。大乘佛教虽然是由原始、部派佛教发展而来,但是其主要思想却不同于声闻的自我解脱,而是强调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就无上佛果为目标。
  大乘佛教兴起的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但是在原始阿含圣典及十二分教的「本生」、「譬喻」、「因缘」中,已显示出大乘菩萨道的内涵;而佛陀一生以弘法利生为要务,更是说明佛陀就是大乘菩萨道的实践者,只是当时的环境和众生的根机偏于声闻、缘觉,因此,当时虽然也有与佛陀风格相近的佛弟子,如舍利弗以智化导外道、目犍连以力降伏众魔、富楼那深入蛮荒布教、迦旃延与外道论议等,但大乘思想亦未能发扬光大。
  到了部派佛教时期,同样有「外现声闻身,内秘菩萨行」的大德出现。大众部一向是进步自由的,如大天便是代表人物。其后,影响化地部、法藏部、经量部亦朝向大乘发展。公元一、二世纪的有部论师那先比丘、世友尊者、譬喻师马鸣、胁尊者等,都具有大乘性格,他们的学说思想便成为从部派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教间的桥梁。
  大乘佛教历经五、六百年潜移默化的过程,终于渐露曙光,综其原因,概归为四点:
  一、佛陀涅盘后,佛弟子随着对佛陀精神的永恒怀念,于是佛陀过去生中修菩萨行的故事便成为学习的典范。
  二、部派发达时期,各部派之间对义理的阐释,意见分歧,因而加速了新思想的产生。
  三、佛弟子已警觉到部派过份着重于法的分析诠释,把佛法变成保守难解的理论,因此极力摒弃,以回归佛陀重视实际生活,以人间为主的本怀。
  四、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一直受到婆罗门教的排斥,也受到南印度案达罗文化及外国希腊文化的影响,在面对外力的冲击下,佛教更力求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大乘佛教就在上述的原因之下,推动起来,新兴佛教的运动者称为「大乘行者」。而大乘典籍也在经过数百年的口口相传,到了迦腻色迦王在位期间(七八-一二三),逐渐被记录保存下来。后由龙树菩萨(一五○-二五○)将之整理、撰述阐扬,终于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地位。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依经典的出现及思想阐扬的时间先后,可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阶段。公元一至四世纪间为初期大乘,重要的经典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以及净土诸经。《般若经》是最早出现的经典,由南方案达罗渐传于西北印,其中的行进路线正显示大乘佛教发展的路向,而其所主张「诸法性空」的思想,更是往后整个大乘佛教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般若经》可以说是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
  南印度的龙树及弟子提婆即依据《般若经》的性空思想,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进一步阐释中道的理论,而创立中观学派,主张「不厌世间苦,不欣涅盘乐」,为初期大乘中最重要的思想,而且直到中后期,仍发挥其深远的影响力。
  中期大乘是指四至六世纪,密教兴起前的阶段。重要经典包括宣说「如来藏」和「佛性」思想的《涅盘经》、《胜鬘经》,发扬唯识思想的《解深密经》,以及兼说两种思想的《楞伽经》。四、五世纪之间的无着、世亲两兄弟,承继以上诸经的思想,并以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为根据,撰着《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颂》等,阐述宇宙万有皆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万法唯识」思想,创立了瑜伽行派,亦即唯识学派。
  本派思想继中观学派成为当时大乘的主流,论师辈出。世亲之后有安慧、增满及陈那、护法二大系。中观学派到了六世纪之后,又陆续出现佛护、月称、清辩、寂护和莲华戒等重要论师,因此,「中观」与「瑜伽」所代表的空、有两大思想领域的系统,又在大乘中、后期或竞争或合流,成为大乘佛教的二大主流。
  公元七世纪后,密教兴起,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后期,密教经典纷纷出现,主要有《大日经》、《金刚顶经》,大乘佛教终于走向密教化。密教吸收中观、瑜伽二派的思想,尤其受到广义瑜伽行派「如来藏」思想的影响,主张众生本来就是佛,称为「本初佛」。修行者透过手结印契、口诵密咒、意观成佛的「三密」修习,就能成就「本初佛」。此「即身成佛」的理论迅速流行,甚至中观、瑜伽两派学者亦多兼习密教。因此,到了八、九世纪,密教已经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西藏亦于此时陆续传入密教。唯密教到了后期,与印度教的性力派结合,形成左道密教,便日趋没落。
  十三世纪初,回教徒入侵印度,佛教虽在印度衰微,因大量密典及时移至西藏,密教也在西藏生根,形成了「藏传佛教」。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已将佛教传播至印度以外的国家,尔后佛教陆续流布国外,向北路传播者,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向南传播者,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目前,北传、南传、藏传系统的佛教,以渐趋融和的形态,在世界各国弘传,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开展,必定更加辉煌灿烂。
 第六章 佛教的东传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赍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第七章 魏晋佛教史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着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盘》、《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能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睿、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着,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着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着《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盘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盘、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第八章 南北朝佛教史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盘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盘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盘学派。《涅盘》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盘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着、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盘经》(北本),形成涅盘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第九章 译经事业的开展
 

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着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着,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后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盘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佑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后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睿、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着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着、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着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卷,译着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第十章 隋唐佛教史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五八九-六○○),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着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着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磅礡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着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着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着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着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着。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第十一章 中国大乘八宗的开展
 

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着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于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后,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后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后,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二、三论宗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盘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苏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后,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后,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目前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三、唯识宗
  唯识宗乃通过分析「法相」而得出「万法唯识」的结论,因之得名。唯识宗亦称「法相宗」。根本经典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六经十一论。其学说承继无着、世亲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论,主要教义有唯识说、三性说和五种姓说等。本宗由玄奘大师自印度传译一系列瑜伽唯识的经论而奠定基础,实际创宗者为其弟子窥基,二传弟子慧沼,盛极一时。该宗以义理繁琐,晚唐后逐渐式微,直至清末民国间,因唯识富科学探讨的意义,研究者增多,如杨仁山、太虚大师、欧阳竟无等。
  
   四、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着《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着《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后,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后,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五、律宗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着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宗,怀素所开东塔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后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余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六、密宗
  密宗因自称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密咒)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宗或密教。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后,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龙树-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密宗因理论教义与修持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颇有差异,因此民间不甚流行,唯在元、明、清之际仍受朝廷护持,今日中国西藏地区乃密教盛行区或。另外,欧美及台湾密宗的弘扬也有日渐兴盛趋势。
  
   七、禅宗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于佛陀在灵鹫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于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后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于中唐后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后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今日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八、净土宗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后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亦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简单易行,彻上遍下,无所不宜,故流传广远,历代不衰,至今仍弘传兴盛。近代台湾以广钦、煮云、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
 第十二章 宋元明清佛教史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雕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璇、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着,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西藏佛教(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双修的风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不仅于禅教诸宗大为弘扬,更力倡禅、净、教、戒为一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一宗,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趋流行,成为日后三百年佛教发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于洪、杨等人作乱,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十余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祸患非但不亚于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第十三章 民国佛教史
 

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乱,衰颓不堪。至清末民初,庙产兴学的风潮,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个社会,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如:章炳麟发表〈告佛弟子书〉及〈告白衣书〉两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又有陈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祇洹精舍等处为中心,影印刊行佛经,以及倓虚、谛闲、太虚、月霞、东初、欧阳渐、吕澄等兴校办学,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成为佛教的主流,水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且延续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思想、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倡导革新,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公元一九一一年,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中华佛教总会」,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设立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海潮音》、《人海灯》、《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乃佛教革新运动最着力者。
  「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折点。惟经八年抗日,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之时,又值国共失和,中国大陆佛教几至灭绝。在此同时,佛教僧青年于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来台,中国佛教得以在台延续发展。计民国肇立至国民政府迁台约三十八年间,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来果、弘一、慈舟、圆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欧阳竟无、梁漱溟、汤用彤、王恩洋、唐大圆、江味农、范古农、吕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政府来台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大湖法云寺、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佛教多具闽南、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直至中国僧侣陆续来台后,不断的努力,如一九四八年慈航法师主持「台湾佛学院」,一九五三年白圣、太沧、智光、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
  此后,在台湾政治、经济渐趋稳定、繁荣的情况下,佛教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兹说明如下:
  一、佛教文化出版:重修大藏经、影印大藏经、佛教丛书、佛教刊物、工具书的发行编印、图书馆的设立等,皆超过大陆时期甚多。
  二、佛教教育:自慈航法师渡台,于中坜圆光寺首创台湾佛学院,提倡僧伽教育后,各地佛学院亦相继成立,其中历史最久远者为从一九六四年创立至今的佛光山丛林学院,历时已三十五年以上。
  三、佛教弘法:已由早期少数人的街头布教,演进为国家殿堂听众万人的弘法大会;弘法的媒介则从日据时代的纸剧和幻灯片,到现今多元化的舞台、电台、电视、多媒体等;弘法范围地区则从家庭普照发展到世界道场的成立。
  四、佛教社会福利:此乃本于佛教慈悲、福田思想,加上摄众生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思想教义等,所推动的社会福利工作。近年佛教团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获得相当的成效与肯定。
  五、佛教社团组织的成立:政治解严后及人民团体法的修改,各种佛教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形成佛教界多元化的盛况。
  六、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对促使各宗教间融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及国民外交,贡献甚钜。
  七、人间佛教的实践:佛光山在开山之初即遵照佛陀一代时教,以人间佛教为弘法的原则,实践六祖惠能大师「佛法世间觉」的主张,回归佛陀佛法在人间完成的本怀。其它如慈济、法鼓山等也有所推展。
  目前台湾佛教显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但也出现许多的附佛外道扰乱视听,破坏佛教声誉。综合其产生主因:(一)组织松散:佛教缺乏整体组织,无法规范、审核僧众教团资格。(二)佛教教育未纳入教育体系,弘法人员水准不一,正信佛教教义尚未普及于社会。因此,为使中国佛教重新确立于国际宗教界,筹组佛教总部、僧伽法庭,订立各种法规,普及僧众教育,应是当前佛教迫切之道。
 第十四章 西藏佛教史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与尼泊尔、印度毗邻,当印度受回教侵逼之后,高僧大德们相继前往西藏,藏传佛教因而多承八世纪至十三世纪印度密教的体系。佛教初传入藏,不断地遭受原始苯教的极力排斥,经过长时间的冲突、融和,无形中也加入了苯教一些神祇和宗教仪式,使西藏佛教更增添地方民族色彩。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六一七-六五○在位)先后迎娶虔信佛教的尼泊尔波利库姬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佛教因而随之传入西藏。松赞王大力护持佛教,派遣使者端美三菩提等,至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创藏文字母,翻译佛经,此为西藏译经的嚆矢。藏王分别为两位公主兴建大昭寺、小昭寺供奉佛像经典,两国的僧侣也陆续入藏,佛教因此传播开来。但传统苯教势力甚大,松赞王崩后,佛教便无法顺利发展。直到赤德祖赞(七○四-七五五在位)执政,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努力振兴佛教,派遣僧青年入唐参学,佛教才开始恢复生机。但是,祖赞王崩后,随即发生西藏史上第一次的禁佛运动,直至其子赤松德赞(七五五-七九七年在位)掌权后,即刻展开一连串的护法行动,包括:迎印度寂护大师入藏说法,又请莲花生大师来藏感化苯教,并请二高僧共创桑耶寺,依佛戒度僧出家;请僧译经,并解决当时中印僧人「顿渐之争」,进而宣布西藏佛教采印度寂护一系的应成中观派教法;于佛苯二教辩论后,正式宣布佛教为西藏国教,佛教因此建立稳固的基础。
  赤松德赞王之后,一直到赤祖德赞(八一五-八三八年在位)时期,为佛教弘传的巅峰期。赤祖德赞的弘法功绩在于广译经典,并收录大小乘的主要经论,编纂丹噶、钦浦、旁塘三大佛经目录;又设立「七户养僧」制度。其对佛教护持之功甚大,与赤松祖赞、松赞干布共同被誉为西藏「三大法王」。
  由于德赞王的崇佛而遭苯教极力反弹,其后继者朗达磨王(八三八-八四二年在位),便在信奉苯教的贵族拥护下,展开大规模的灭法运动,史称「朗达磨法难」。对于佛教打击沉重,迄至佛教再度复兴的一百多年间,未见佛教传播的迹象,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时代」,并以此期为界线,将之前的佛教发展称为「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
  朗达磨灭法之后,直到十世纪末,佛教复兴运动渐起于青海与西部阿里地区。十一世纪初期,阿底峡应藏王邀请,由印入藏,首先复兴戒律,并提倡正统的印度佛教,撰着《菩提道灯论》,确定修行次第,并创立噶当派,从此迈入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的「后弘期」佛教。
  十三世纪,回教徒入侵印度,大量僧侣逃亡入藏,印度后期学术中心超戒寺的经论几乎全部移入西藏,因此西藏佛教虽然显密皆传,却以密教为盛。另有从尼泊尔、青康等地进藏的僧侣,因流派传承不同,一些高僧大德便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看法进行著述立说,自成体系,因而逐渐形成宗教教义与修行方法不同的教派,此乃后弘期的特色。其中以四大派最为著名:
  一、宁玛派:俗称「红教」,乃十一、二世纪时,由素尔家族的三人,依莲花生所传入的密咒及「伏藏」经典所创的一派。尊莲花生为祖师,重密轻显,以无上瑜伽为究竟,根本教义为「大圆满法」。
  二、萨迦派:俗称「花教」,创始人为贡却杰布(一○三四-一一○二),以瑜伽行中观派的见解为主流,盛行唯识、中观的研究,主要教义为「道果法」。第五祖八思巴(一二三九-一二八○),受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赐与全藏政、经、军权,不仅在西藏地方有着统治地位,对于中国元朝政治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三、噶举派:俗称「白教」,为噶当派的支派,由马尔巴、密勒日巴在公元第十一世纪中期创立。主张显密兼修,教义传承以月称的应成中观派思想为主,密法则侧重「大印」的修法。
  四、格鲁派:俗称「黄教」,是西藏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于十五世纪初,由西藏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噶当派基础上所创立。宗喀巴所撰《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阐明显密二宗的修行次第,强调不分显密均须恪守戒律的重要主张,成为此派的根本圣典。该派在发展过程中,采「活佛转世」制度,以解决其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遂逐步形成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并在全西藏各地取得领导地位,从此政教合一体制更趋成熟。
  后弘期佛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西藏本土文化进一步的融和,印度佛教中的显密教义多已传入,进而能完成西藏的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的结集编印。又寺院经济发达,寺庙成为佛学研究中心,故后弘期佛教才是西藏佛教确立和发展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经过与苯教长期冲突竞争的前弘期,到教派林立的后弘期,终于形成以格鲁派为主的「达赖与班禅」体系主导着西藏佛教界。一千多年来,西藏的政治、教育、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皆已和佛教紧密结合。

第十五章 日本佛教史
 

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后由崇佛者获得胜利,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日本佛教的发展、演进,可略分为:飞鸟时代(五四六-六四五)、奈良时代(六四五-七八一)、平安时代(七八二-一一九二)、鐮仓时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室町时代(一三三三-一六○○)、江户时代(一六○○-一八六八)、明治维新之后(一八六八-?)等七个时期。
  
   一、飞鸟时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着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推古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灌抵日,弘传三论,开日本三论宗之始,门下俊杰甚多,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六五三),从玄奘大师习法相,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得到国家的保护,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
  
   二、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佑民。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请唐鉴真大和尚设坛授戒,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学风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和华严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诸宗并存,研究者也数宗并学。唯其中以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具有优势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辈出,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它方面如写经、佛教文学、美术等,也同时盛行。综观此期佛教,着重人间性、国家性,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尚无新论。
  
   三、平安时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学密、禅、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着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至此,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即所谓「入唐八家」,也闻名古今,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
  平安中叶之后,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产生,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
  
   四、鐮仓时代
  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由源赖朝于鐮仓设置将军幕府,开展了鐮仓幕府时代,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
  第一期:1.法然(源空)提倡以称名念佛为主的净土宗;2.荣西提倡兼融台、密、禅的临济宗;3.慈圆中兴天台宗、贞庆中兴法相宗。
  第二期:1.明惠提倡华严宗的「信满成就」论;2.亲鸾创立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3.道元倡立修证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1.日莲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为证悟之本的日莲宗;2.一遍强调以一心念佛为主的时宗。
  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信仰人数最多,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鐮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
  
   五、室町时代
  由于社会动乱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也自然推动了「禅」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五山文学」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另外,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宗派,皆在创始人圆寂后,因思想正统之争,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一是与武士联合以适应环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则结合被压迫的民众,如农民及下阶层人,以争取有利形势,如净土真宗及日莲宗等即是。
  
   六、江户时代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耶稣教及其它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它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
  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一五九二-一六七三)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反之,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七、明治维新
  孝明天皇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又以种种理由,迫令僧侣沿用俗姓,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更是蓬勃发展,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中以日莲系分化出来的最多,如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发展极为迅速。
 第十六章 韩国佛教史
 

公元四世纪,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韩国,时当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足而立的时期。到了七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朝,灭了高、百两国,建立统一王朝,佛教逐渐脱离中国的传承,树立韩国佛教独特的教学。十四世纪末叶,新罗王朝被高丽王朝(九一八-一三九二年)所取代;佛教在王室护持之下,四百多年期间,由发展走向兴盛,由融摄的转变过程形成富有韩国特色的宗教。
  
   一、高句丽佛教
  据《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三七二),中国前秦王苻坚遣顺道法师及使者赍来经书、佛像;四年,秦僧阿道亦前来传教;翌年,王为二僧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这是韩国佛寺创建的开始,佛教乃正式传入韩国。至枕流王元年(三八四),佛教由东晋的梵僧摩罗难陀传入百济;而新罗则迟至公元四一七年以后,才由高句丽僧传入。佛教传入前,朝鲜半岛人民崇拜鬼神,信奉巫教,因此佛教初传时期亦被视同民间信仰一般,以王室贵族为中心,进而形成护国祈福的国家信仰。
  高句丽因国土和中国北方相接,又时值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此,佛教的发展受北朝影响较大。帝王多信佛,更有不少高僧渡海至日本传教,其中惠慈被日本圣德太子礼请为师;尔后慧灌则任僧正之职,并为日本三论宗始祖,佛教因此广为传扬。直到荣留王七年(六二五),王遣使入唐传回道教后,佛教才受到迫害。当时道教虽兴,高句丽却也走上灭国之途(六七五)。
  
   二、百济佛教
  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影响较大,诸王亦崇信佛教,阿莘王、圣王(又称圣明王)、威德王、法王、武王等,都是有名的护法仁王。至六世纪初,高僧辈出,其中以谦益盛弘律宗,推为百济律宗之祖,最为有名。百济佛教对隔海的日本也有深远影响,圣王二十四年(五四六)致赠佛像、经书等予日本,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此后至日本弘法的百济僧侣遽增,主要以弘传三论和成实二宗为主。
  
   三、新罗佛教
  朝鲜半岛三国中,佛教虽最晚传入新罗,但发展却最为兴盛。到了真兴王时代(五四○-五七五在位),佛教的发展,如丽日中天。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前,高僧圆光和慈藏都曾前来中国参学,回国后不仅大弘佛法,且受朝廷重视,辅佐国政。新罗统一王朝后,佛教受中国唐朝的影响,大乘各宗传入,元晓、义湘大师弘传华严;圆测、太贤大师宣扬法相,因此,华严、法相两宗最为盛行。另外净、律、密等宗派也日渐弘传,禅宗在新罗后期至高丽初期已发展为九派之多。概言之,新罗佛教因受到王室的支持,寺院遍布,硕德辈出,著作丰富,确为后继的高丽佛教奠定发展的基础。
  
   四、高丽佛教
  高丽的创国者太祖,是有名的佛教护法仁王,他深信高丽的建国是凭仗佛力之故,因此发愿保护佛教,订定信佛事佛的训要。信佛护教,祈求国泰民安,便成为高丽王室的一大传统。其中,为了攘敌救国而雕印的《高丽大藏经》,最具历史意义。高丽时代常遇外敌入侵的窘局,因此常以建寺、举行法会等各种佛事为国祈福消灾,这是「祈福禳灾,镇护邦国」的国家思想形成的原因。另外,对僧尼的统理政策,除承继新罗时期的僧官制度外,还仿照进士科举制度,遴选优秀僧侣授予僧阶。
  高丽佛教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高祖至肃宗时期(九一八-一一○五)。此时中国佛教仍继续传入朝鲜,同时深入普及于社会,华严、法相、禅宗法脉持续,国师大觉义天由宋回国后,成立天台宗。中后期:自睿宗即位后形成的民族佛教。主要是指智讷所创的曹溪宗禅法,本宗成立后,广为高丽人民所接受,不仅超过禅门九山,后来由中国再传入的临济禅,也用曹溪宗的名义弘扬,成为民族化的大宗派。绵延至今,在韩国佛教中,仍最具代表性。
  高丽佛教的发展极为辉煌,直到末期,兴起儒学,逐渐形成一股排佛的思潮,为李朝的排佛崇儒种下了远因。
  公元一三九二年,李朝太祖推翻了高丽,建立朝鲜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三九二-一九一○年),称为「李朝」。初期仍延续高丽时期以佛教治国的风范,自太宗登基后,立即表明崇儒排佛的方针。故自太宗至显宗(一四○一-一六七四)两百多年期间,颁行毁寺、迫僧还俗、禁止僧侣进城等种种措施,使得佛教走向衰颓的境地。
  近代,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朝鲜受到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入侵,佛教也有了转变。首先,解除对佛教的种种限制与禁令,并逐渐设置相关的管理机构以掌理僧政。在佛教复兴的同时,结构、型态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受到日本佛教影响,教团里出现了带妻僧。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南韩的佛教相当盛行,仍以曹溪宗最有势力。五十年代,新兴的宗派不断出现,其中以圆佛教发展最为迅速蓬勃。目前佛教界办有综合大学等教育机构,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九七五年,政府在佛教徒极力的请愿下,明定四月八日佛诞日为国定假日,可见佛教在韩国已积极展现出重生之姿。
 第十七章 东南亚、南亚佛教史
 

东南亚、南亚是位于中南与印度半岛之间的国家,自古即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虽然相继有婆罗门教、印度教、回教、耶稣教的交替存在,但这些国家至今仍深具佛教色彩,例如:庄严的寺院、宝塔,是时人巡礼的古迹圣地,佛教节日是全民参与的庆典。此外,僧侣地位的崇高、民众信仰的虔诚、完善的僧伽管理机构、僧伽教育普及,在在都突显佛教在东南亚、南亚的成熟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佛教有缘的很多,本章仅介绍南传佛教系统的五个重要国家,以及南亚国家中,三个佛教历史悠久的国家概况:
  
   一、斯里兰卡佛教
  斯里兰卡,古称「师子国」、「锡兰」,该国佛教是在印度第三次经典结集后(公元前三世纪),由阿育王派遣其子摩哂陀所传入,当时的国王天爱帝须为摩哂陀建大寺,并于此寺举行锡兰第一次三藏结集,此寺乃成为锡兰上座部(赤铜牒部)佛教的起源。尔后,摩哂陀的妹妹僧伽蜜多也前来建立比丘尼僧团,使得锡兰拥有完整的僧伽组织。
  公元前后,佛教分化为两派:一是大寺派,仍为上座部佛教的根据地;一是无畏山寺派,则以大、小乘兼弘,声誉逐日提高,而后由之分化出一部为逝多林派,三派之间以无畏山寺派为盛。五世纪时,觉音论师在大寺完成三藏的巴利文翻译,并完成一部佛教百科全书《清净道论》,而奠定大寺派的复兴与教学基础。与之同时,《岛史》、《大史》也相继编着问世,是为锡兰佛教兴盛时期。
  十一世纪南印度侏罗人入侵,佛教也遭到严重迫害。十二世纪时,波罗羯磨跋怙一世在位,力振佛教,结集上座部三藏,因此确立大寺派为锡兰佛教的正统传承。
  十三至十七世纪,锡兰为葡萄牙、荷兰等国侵占,佛教再度受挫,直至十八世纪才由泰国长老优波离等人复兴。目前斯里兰卡的主要佛教团体有「摩诃菩提学会」、「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青年佛教会」、「斯里兰卡佛教联盟」等,其中前二者致力于国际弘法上的卓越贡献,使斯里兰卡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代表。
  佛教一直是斯里兰卡的传统宗教,早期将佛陀成道处的菩提树分枝移植于此,并迎请佛牙前来供奉,至今仍是斯里兰卡人的骄傲。佛教对该国的影响,是遍及整个文化,从语言、文字、教育、政治、建筑到生活,无不关联。而缅甸、高棉、泰国、寮国的佛教也受其影响,这些国家至今仍然是上座部佛教兴盛的地方。
  
   二、泰国佛教
  泰国,古称「暹罗」,在十三世纪泰人正式建国以前,佛教已盛行多时,并先后传入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蒲甘佛教及锡兰佛教;素可泰王朝昆罗康恒王在位时期(一二七七-一三一七),因礼请锡兰大寺派僧侣来泰说法、传戒,始确定南传上座部为主要信仰。十九世纪,曼谷王朝的拉玛四世改革佛教,创法宗派,原有众多僧众即称大宗派,这是今日泰国的两个主要佛教派别。
  佛教是泰国国教,佛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国家设有宗教厅,专职宗教事务,以僧皇职权最高,目前全国约有九千余所的佛学院和两所佛教大学,专门致力于僧伽人才的培育。尤其近年来西方人士学佛者众多,因此禅坐中心更是四处林立,佛教更加兴盛。
  泰国人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以寺院为中心,所以佛教寺院是宗教、社交及教育的根源。一般习俗,男子一生至少须经过一次剃度出家,才算拥有完整的人格。
  一九五○年,泰国和锡兰共同发起成立国际性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九八八年,南北传佛教交流融和,于美国佛光山西来寺举行第十六届大会;一九九八年,于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一九九四年,泰国最大道场法身寺与佛光山缔结为兄弟寺,更是南北传佛教融和的最佳表征。
  
   三、缅甸佛教
  据《岛史》记载,阿育王曾派遣须那迦、郁多罗二人至金地传教,所谓「金地」,是指下缅甸的打端一带。当时所传乃上座部佛教,公元十世纪之后,大乘佛教及密教传入。十一世纪,阿奴律陀王统一全国,在蒲甘成立上座部佛教,当时锡兰受到南印度侏罗人的攻击,于是蒲甘王朝便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长达二百年之久。十二世纪,僧团分裂为锡兰宗派和原有的缅甸宗派;十八世纪,缅甸佛教又发生着衣论争,形成偏袒派与通肩派的对立;十九世纪,英国势力入侵,僧院组织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凝聚点;一九四七年独立后,佛教渐形复兴。
  第五次及第六次经典结集都由缅甸佛教徒所发起,对南传三藏的结集贡献很大。
  至今,佛教仍是缅甸人主要的宗教信仰,信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无论男女老幼,一生中都要多次入寺过短期的出家生活。佛教对缅甸人民而言,不仅是精神上的信仰,也是生活的全部。
  
   四、高棉佛教
  高棉,古称「扶南」、「柬埔寨」,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已有大乘佛教的传入。六世纪时,婆罗门教传入,并一度被定为国教。九世纪,安哥王朝创立,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并行,当时建有安哥城及安哥寺等佛教圣迹。十三、四世纪后,缅甸、暹罗等先后传入锡兰上座部佛教,终使高棉成为上座部佛教国家。
  一八六三年,高棉沦为法国殖民地,然高棉王室仍旧存在,佛教因受王室护持,亦能传扬发展。一九五四年,高棉独立,原有佛教的僧伽教育机构更形发展,宪法并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当然的拥护者。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信奉佛教。主要僧团组织有大宗派和法宗派二大教派,另有二大佛教社团:「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柬埔寨分会」与「居士巴利学会」。
  一九七○年,高棉暴发内乱,佛教因而受到迫害,但佛法早已深植在高棉人的心中,因此,在国内佛教徒及外国佛教机构的努力重建下,佛教已逐渐复兴,而流亡海外的僧侣们更积极弘法,在美国已有五十座以上的道场。
  
   五、寮国佛教
  寮国,古称「老挝」,史上记载,在十四世纪法昂王在位时,由高棉传入上座部佛教。十七世纪苏里亚旺王朝时,佛教极盛,首都永珍一度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十九世纪,寮国成为法国的殖民统治,佛教发展停滞。
  一九五四年,寮国独立,佛寺佛像的铸造、僧伽教育机构的设立,充分显示佛教的蓬勃发展。国家设有和泰国一样的僧王等僧伽组织,宪法并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最高保护者」、「国王必须是热心的佛教徒」,佛教在国家支助护持下迅速发展。唯在一九六○年起,政府又陷入政治和军事的分裂状态,内战连连,佛教的发展更形艰难。
  虽然国家危乱,佛教依然是寮国人民的生活重心,举凡婚丧喜庆、衣食住行,甚至受教育,都离不开佛教的范筹。一九九○年,寮国的宪法草案将佛教的菩提树叶作为国旗的图案,显示寮国的佛教已有复兴的展望。
  
   六、尼泊尔佛教
  尼泊尔是佛陀的出生地,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巡礼佛迹时,曾小住于此。公元八世纪,尼泊尔佛教即与印度教、民间信仰混合,成为密教形式的大乘佛教。十三世纪,印度受到回教迫害,不少僧侣携入大量经典,使尼泊尔佛教达于鼎盛。目前,尼泊尔佛教以藏传佛教为主,盛行纪念佛陀足迹、崇拜金刚杵、铃等宗教活动,充分展现了密教的色彩。
  
   七、不丹佛教
  不丹原崇奉西藏佛教的宁玛派,此因八世纪中叶,印度莲花生从西藏返印时,途经不丹,驻留宣教之故。十一、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派已在不丹十分活跃,尤以竹巴噶举派最盛。十六世纪时,即由此派的法王组织中央政府,采政教合一政策,行政由在家居士统筹,法王以转世方式统治不丹,因此竹巴噶举成为不丹的国教。目前不丹人几乎全是佛教徒,而「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不丹成立分会之后,许多年轻僧侣开始前往世界各佛教国家参学,带给不丹佛教更大的发展空间。
  
   八、孟加拉佛教
  佛教在孟加拉的历史悠久,七世纪时,佛教已相当兴盛。自七世纪到十二世纪末是孟加拉佛教的黄金时代,阿底峡与戒贤都曾到此国弘教。十三至十九世纪,孟加拉佛教陷入衰颓期,直到摩诃斯他皮尔法师发起宗教改革,重组僧团,佛教才又慢慢重燃生机。时至今日,佛教虽是弱势宗教,佛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属于上座部佛教,但全国仍有六百多间佛寺,并有一百五十余所佛学院,在政府的管理下,还设有巴利文和梵文委员会。另外,佛教亦致力推动慈善事业和社会文化活动,并有广播和电视的弘法节目,因此佛教在孟加拉仍具有一股力量。
 第十八章 欧美佛教史
 

佛教与欧洲接触,可溯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派遣传教师至印度境外弘传佛法之时。前二世纪后半期,希腊弥兰陀王则是最早信仰佛教的欧洲人。公元五至九世纪之际,耶稣教集中教会权力,佛教教义始渐失传于欧洲。十三世纪蒙古打通亚欧的交通,马可波罗两次造访我国元朝,把佛教介绍到欧洲世界。十五世纪末以后,由于欧洲殖民政策的结果,学术上的佛教研究再度勃兴,主要的国家有英、德、法等国。
  而美洲佛教的传入,早在公元五世纪时已有佛教的弘传者从亚洲的堪察加横跨白令海峡,到达北美的阿拉斯加弘传佛法,特别是在中美洲,尔后被耶稣教及强权者所隐没。近代佛教的再传入,则要从美国谈起。一八七○年左右,佛教随日本侨民迁至夏威夷而传入,约于一八九九年再辗转传到旧金山,佛教便正式踏上美国本土,同时也北传至加拿大。
  
   一、德国佛教
  德国人性好沉思,是西方国家之中最早体会佛教真谛,并礼赞佛教教义的国家。十七世纪的莱布尼兹,十八世纪哲人康德,十九世纪初期的许多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及音乐家华格纳等,都是佛教的崇信者。佛教思想藉由这些哲学家、艺术家的启蒙,于十九世纪得以在德国扎根。
  一八一八年,德国开设第一个梵文、印度学研究所,迄今设立相关佛学研究所的大学已有许多,弘扬佛教义理的书籍刊物、机构亦陆续出现。一九○三年,德国音乐家古斯出家,是德国第一位比丘,此后有许多德、法、美、荷人跟随学佛。纳粹政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佛教受到影响。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后,各地佛教团体又渐成立,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近几年来,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以建设人间净土为主旨,正积极的建寺发展中。
  
   二、英国佛教
  英国佛教早期以学术研究为主,内容包括南传、西藏及大乘佛教。主要的贡献有:一八七五年蔡特斯完成最早的一部《巴英辞典》;一八八二年戴维兹成立「巴利圣典协会」,将巴利三藏及注释有计画地翻译成英文,而为英国佛教的发展铺路;荷吉森在尼泊尔发现梵文贝叶经典,为欧洲研究大乘佛教的滥觞;阿诺德的诗篇《亚洲之光》问世,被译成十多国语文,接引许多读者信仰佛教;狄斯罗斯着《西藏语文法》、《藏英大辞典》,便利了藏传佛教研究;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古经典文物,则引起西方学界对西域佛教的研究。
  近代英国佛教则以孔兹为研究大乘佛教的佼佼者,被誉为欧洲佛学大师。
  佛教在民间展开弘法活动,始于一九○六年杰克森在海德公园的宣扬教义,此后佛教渐为一般民众所知,遂使佛教组织渐立,如「不列颠爱尔兰佛教会」、「佛教协会」、「西方佛教僧团之友」、「法光寺」以及专弘西藏、南传佛教的中心等。一九五四年,「摩诃菩提协会」在伦敦创建「伦敦佛教精舍」,是南传佛教在欧洲的第一座佛寺。
  一九七○年代,日本佛教传入英国,以禅宗、净土真宗及真言宗为主。中国佛教除了太虚大师曾于一九二八年至英国弘扬佛法外,目前佛光山在英国已有数个道场,国际佛光会也设有协、分会,以推广人间佛教。
  
   三、法国佛教
  西方首先以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佛学的国家是法国。一八二六年布诺夫与德国拉森合着《论巴利语文》,而开西方研究巴利文风潮;尔后,在巴黎组织「法亚协会」,并首开以梵、汉、藏文版本对照的翻译法,更开启佛学研究的风气,故有「欧洲佛学研究之父」的称誉。继之,在梵文翻译上最重要的人物是列维,校译有安慧的《唯识三十颂释》、无着的《庄严经论》等,为佛教哲学与历史研究开辟新天地。法国大乘佛教另一位著名学者是蒲仙,他最大的贡献是将世亲的《俱舍论》译为法文,为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先驱。
  一九七五年,越南沦为共军统治,移民法国的越南人开始设立佛教团体;日本禅宗、日莲宗与西藏的佛教也纷纷传入,并建立据点。中国大乘佛教的弘扬,则始自一九二八年太虚大师的弘化。一九九一年佛光山亦前往建寺,目前已有多所道场设立。国际佛光会也设有协、分会,积极弘扬人间净土。
  
   四、美洲佛教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日本侨民大量迁入中、南美洲,佛教的信仰也随之传入,但语言的障碍,佛法的弘传,仍停留在亚裔侨民中。但是这个时期的藏传式佛教已渐流传,形成两大主流:一为日本禅宗、「日莲正宗创价学会」,二为藏传佛教。当学禅的风气开始在白人社会开展时,许多禅学中心与禅修道场便因应而生。而日本禅学泰斗铃木大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佛学,对佛学研究的发展,亦功不可没。又「创价学会」因战后美军由日本撤回而传入,至今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佛教宗派。一九七○年代因中共武力进入西藏,喇嘛纷纷逃离,部份辗转来到美国,于是藏传佛教在美国奠基。
  中国佛教方面,则有圣严、显明、净海、浩霖等诸位法师陆续前往弘法建寺。一九八八年,佛光山在洛杉矶创建西来寺,国际佛光会总部也在此成立,十年来举办了各项活动与国际学术会议,积极拓展人间佛教事业。至今,佛光山已在美国兴建了二十多所道场,并创立西来大学,成立国际翻译中心。如此结合教育、文化的弘化目的,实为推动美洲佛教的本土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文化的佛教。
  一九九二年起,佛光山再将弘化脚步延伸至中、南美洲,目前在巴西、哥斯达黎加、巴拉圭、阿根廷等国设有道场,国际佛光会也成立协、分会,因此为美洲佛教的弘传打开人间佛教的大门。
  
   五、俄国佛教
  俄国佛教真正有历史可考是在十七世纪时,由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卡尔米克人及布利亚人传入。一七四一年,俄国伊莉莎白女皇下诏,敕封可汗喇嘛为佛教最高行政首长,因此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其后,布利亚的佛教寺院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僧侣的地位更形提升。
  十九世纪后,在沙皇的鼓励下,佛教的研究及经典的翻译大为兴盛。其中,最具名望的是多尔耶夫喇嘛,他曾被任命为达赖十三世的宗教顾问,并且为西藏与苏俄的外交关系穿针引线。一九一二年得到达赖支持与授命,在圣彼得堡建卡拉加哈跨(kalacahakra )寺,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与结夏安居,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举行佛教仪礼的佛寺。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当政,大肆毁佛,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才获得改善。苏联政府开始准许佛教建造寺院,被放逐国外的学者也陆续回国,美、韩、印等国的佛教学者开始到苏联授章,佛教又在学术研究浪潮的推动下渐露曙光。一九九三年,国际佛光会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成立协会,有助于佛教在俄国的传播。
  目前欧美许多国家都已有佛教的传播,特别是国际佛光会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更是遍及于大小国家中。
 第十九章 其它国家佛教史
 

一、香港佛教
  「东方之珠」的香港,在公元五世纪间有晋代奇僧杯渡禅师渡海在青山建杯渡庵,成为最早的香港佛教寺院。一八四二年后,英国统治香港,佛教一切活动隐没在山林间,以农禅为主,其中以大屿山纪修和尚创建的十方道场(宝莲禅寺前身)为代表。
  一九一六年初,港绅潘达薇、陈静涛等组织佛学会,香港正式有研究佛学的组织,这也是都市佛学的发起。尔后,太虚大师应邀到香港弘法,鼓吹佛教改革运动,也推动香港佛教界再生运动,纷纷以素食馆为传教所,成立居士林等,更带动都市弘法的热潮。此后,寺院、佛教组织相继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共战争时期,不少僧侣陆续从大陆到香港,如:若舜、霭亭、茂峰、宝静、通一、芝峰、虚云、倓虚、筏可、乐果、海仁、定西、印顺、太沧、证莲、优昙等,可说集全国僧侣的精华,对于近代香港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同一时期尚有香港本地僧信,如:慈祥、觉一、何张莲觉、陈静涛、林楞真、王学仁等共同弘护,为香港佛教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今日香港以大乘佛教为主,各宗并容,尤以禅、净、法相和密宗最为兴盛,高僧大德有:觉光、永惺、圣一、洗尘、圆果、松泉、畅怀、罗时宪、霍韬晦、吴汝钧、高永霄等。在弘法活动方面则呈现多样性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其中,佛光山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大型现代佛学讲座,获得香港佛教界的支持,掀起一般社会大众学佛的热潮,更使香港佛教趋向现代化与人间化。
  
   二、越南佛教
  佛教传入越南,约在公元二世纪末,由中国的牟子、康僧会等人,将佛法传到交趾一带(今越南北部)。十至十四世纪,由于李、陈王朝的护持,佛教达于鼎盛,并以中国南宗禅为主流。十七世纪,净土宗取代了禅宗的地位。十九世纪末,因法国的占领而使佛教衰微,直到第二次大战后,越南独立,佛教才逐渐复苏。
  近代的越南佛教因有心珠、素莲、智海、玄微、一行等诸位法师的修寺兴学、创办杂志和成立佛教组织,才带动了佛教的发展。一九六三年,吴廷琰为维护天主教而破坏佛教,不允许佛诞节悬挂教旗事件,造成广德等七位僧人的引火殉教。一九七五年,西贡沦于越共,随着难民的逃亡世界各国,越南佛教便传到法、美、澳等国,这是越南佛教徒强烈宗教情操的表现。
  
   三、菲律宾佛教
  公元八至十三世纪,佛教随着印尼室利弗逝王朝的力量传入此地,可惜尚未生根,回教就跟着东来。尔后,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者更挟天主教的威势,强迫人民放弃固有信仰,幼弱的古菲律宾佛教至此消灭。菲律宾成为远东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近代菲国的佛教是随华侨而传入,一九三一年,「旅菲中华佛学研究会」成立,不久,性愿、瑞今等法师创建第一座正信寺宇──信愿寺。尔后,念佛共修、佛经讲座及社会教育、福利、慈善等事业陆续展开。一九八九年起,佛光山前往弘法,建有佛光讲堂、慈恩寺及多所佛光缘,国际佛光会亦于此设立协会,使得原来只弘扬于华侨之间的佛教,更广及于菲律宾民众之中。
  
   四、新加坡佛教
  新加坡居马来半岛南端,华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中国大乘佛法在此流传甚广,尤受中国闽、粤影响为甚,故有禅、净两大派的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因锡兰、泰国的移民不少,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五○年代以后,台湾佛教进驻此地,使佛教有更多样化的发展。虽然新加坡地狭人稠,但寺院林立,形成「两巷一庵,一街三寺」的特殊景象。「新加坡佛教总会」由宏船法师担任会长,是当地较有组织与力量的团体,一九五一年,更成立「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新加坡分会」,由毕俊辉居士担任会长。
  新加坡的高僧辈出,如宏船、广洽、优昙、演培、常凯、隆根等法师,创办文殊中学、佛学书局、施诊所等,但因使用英语的人数增加,而华裔道场仍以华语为主,故难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自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举行佛学讲座及梵呗音乐演唱会,即为接引青年学佛,开发佛教的生力军。
  
   五、马来西亚佛教
  佛教传入马来西亚可分二期:早期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有狼牙修佛教王国的建立;十五世纪以后,麻六甲王朝太子伊斯干达沙娶回教公主为妻,下令全国改信回教,佛教因而逐渐衰微。十七世纪后,华侨渡海到南洋谋生,中国僧侣接踵而至,虽然印度的佛教早已没落,但中国佛教却开始落地生根。
  今日的马来西亚虽以回教为国教,但居于次位的佛教,自一九五七年国家独立后,佛教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属于全国性团体的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有竺摩、金明等长老,在经过多方的努力与争取后,终于在一九六二年促使政府将「卫塞节」定为国定假日。国际佛光会并于此设立马来西亚协会。一九九六年,星云曾应邀在莎亚南体育馆举行弘法大会,计有八万人参加。
  目前,佛教在马来西亚仍以华族汉文系佛教为主,以英语为媒介的南传佛教为辅。达摩难陀长老是南传佛教的代表者,对当地佛教的发展,贡献很大。近来藏传佛教、日本佛教也渐受注意,使马来西亚佛教呈现多元化发展。
  
   六、印尼佛教
  公元五世纪初,法显大师访问爪哇岛时,已有佛教的流行。七至十一世纪,义净大师西行求法,途经此地,见婆罗浮屠,几可媲美于印度那烂陀寺,佛教的兴盛,可见一斑。一○○六年,摩拉匹火山爆发,佛教随之湮没在火山灰烬之下。直到二次战后,佛教才有复苏之势。六○年代,印尼政府采取排华政策,禁止使用中文,使得大乘佛教的传播一度受挫。一九八三年,由于教界的努力,政府通过「佛诞节」成为国家节日,并批准「印尼佛教学校」的登记,让佛教的弘传透过教育而能发展。
  今日的印尼佛教,居士林普遍设立,佛教组织如佛光协会等亦相继成立,佛堂约三百余所,凡此种种皆可以反映出印尼佛教未来的希望。
  
   七、澳洲佛教
  据传,在十九世纪澳洲早期建国的淘金时代,佛教即随着锡兰商船移民而传入,但因人数极少,佛教传扬不广。直至二十世纪,一些研究佛教的西方人士移民澳洲后,佛教始传播开来。
  其中,美籍比丘尼达摩珍纳是最早期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一九五一年来到澳洲弘法,先后成立「维多利亚学会」、「新南威尔斯佛学会」等。尔后,其它佛教团体相继跟进。
  二十世纪的后期,来自亚洲的一批批移民当中有不少佛教徒,他们在澳洲组织佛教团体,举办弘法活动,其中较具规模的是佛光山在雪梨所建的南天寺、布里斯本的中天寺、西澳讲堂等道场,及国际佛光会所设立的协、分会。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对澳洲文化社会助益甚大,使得佛教在当地备受肯定与瞩目,而成为近年澳洲发展最快的宗教。
  
   八、非洲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非洲已不可考,目前只知在一九二○年代,东非坦尚尼亚有锡兰商人于每年的浴佛节浴佛,以及一九二七年曾由摩诃菩提协会支持,于佛诞节时用三种语言弘扬佛法,并印赠佛教书籍,可惜当时并无设立僧团,致佛法未在非洲弘传,直到佛光会进入非洲之后,方有改观。
  一九九二年,佛光山应邀前往弘法,并于南非政府所献六公顷的土地上,由慧礼法师兴建「南华寺」,并陆续在新堡、布鲁芳登、约堡、开普顿、德本等地成立道场;国际佛光会也在以上诸地及史瓦济兰、刚果等地成立协、分会。
  一九九四年,南华寺成立非洲佛学院,同年十月,十位刚果青年请求剃度出家,这是非洲的第一次剃度典礼,也是佛教史上第一批黑人出家。未久,祖鲁族酋长率领十余万人,刚果也有数千人请求皈依佛教。佛光山慧礼、依来等法师在非洲弘法的成果是辉煌的,相较于当初建寺、布教的困难,这些惊人的成就,在在说明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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